毛亨 | 文
有兩位詩人,李商隱和高適,前者是河南人,后者曾有大量時間居住在宋城(今河南商丘),躬耕取給,也算半個河南人,他們都曾在河南境內(nèi)下屬的縣當過縣尉(相當于現(xiàn)在的公安局長,主管治安),任期都很短,任職也都不很痛快。
為何詩人們普遍不喜縣尉一職?
說起李商隱和高適履職縣尉之前,可以從很多人耳熟能詳?shù)囊皇淄醪摹端投派俑问翊ā愤@首詩歌開始寫起,王勃是初唐詩人,他的這首送別詩,最后兩句說:“無為在歧路,兒女共沾巾”,意思是說:男子漢么,不要在分別時哭哭啼啼,像小兒女一樣。
由此看來,對于唐代詩人來說,進入仕途之后,在選擇職位的時候,如若不是被動,是不會愿意去當縣尉這種小官的,而王勃的這首詩也最早書寫了唐朝詩人任職縣尉時的復雜心理的先聲。
縣尉是縣一級政府的職官,一般一縣一尉,但大縣則置二尉,首都西漢時有四尉,晉以后有六尉。隋朝時還曾稱為縣正,但不久仍稱縣尉。其職責是“主盜賊,案察奸宄”,即負責地方治安。跟現(xiàn)在派出所掌握地方戶口一樣,縣尉也要掌握當?shù)厝丝趹艏?,還要精通法律,熟悉處罰條例。所以隋朝曾設(shè)戶曹、法曹分掌其事。唐初也曾依隋制設(shè)戶曹和法曹,后來改稱縣正,不久又改稱縣尉。據(jù)《唐會要》卷六九“丞簿尉”條,武德七年(624年)三月二十九日,改縣正為縣尉。其員額根據(jù)縣的級別人口多少而有不同。具體來說,即赤縣有六員,上縣和超過四千人的中縣二員,一般的中縣和小縣一員。
縣尉是縣令的僚屬,在縣政府里還有縣丞、主簿等,品位都比縣尉要高。《新唐書》卷四九下《百官四》下云:“縣令掌導風化,察冤滯,聽獄訟。凡民田收授,縣令給之。每歲季冬,行鄉(xiāng)飲酒禮。籍帳、傳驛、倉庫、盜賊、堤道,雖有專官,皆通知。縣丞為之二,縣尉分判眾曹,收率課調(diào)?!鄙衔闹v到縣尉掌握當?shù)貞艨?,跟他“收率課調(diào)”有關(guān),率、調(diào)依戶口收繳,負責收率課調(diào)的縣尉當然要熟悉戶口的增減多少。百姓不完納賦稅,甚至起而反抗,便被視作盜賊,加以懲處,當然成為縣尉的職責。不管美惡,縣尉之職掌和地位,在那些風流倜儻的詩人眼里,不僅位卑賤而且低俗。
唐代詩人中擔任此職者不少,這個職務(wù)還真激發(fā)過不少人的詩興,他們因為擔任這個職務(wù)而寫了詩,這些詩透露出唐代擔任縣尉者的心態(tài),表達了他們的感受和情緒,于是高雅的唐詩與這個卑俗的官職發(fā)生了聯(lián)系。杜甫奔波多年,幾經(jīng)周折,好不容易得到河西尉一職的任命,卻堅辭不做,寧愿擔任左衛(wèi)率府管理兵械倉庫的胄曹參軍,他的《官定后戲作》一詩云:“不做河西尉,凄涼為折腰。老夫怕趨走,率府且逍遙。”
相對與杜甫的決絕態(tài)度,他的后代河南老鄉(xiāng),也是著名詩人的李商隱卻真真切切地在這一職位上干了一段時間;另一位杜甫的同時代詩人,和杜甫有過交游的詩人高適,也在河南某地做了一段縣尉職位。兩位詩人在這個職位上的情感反應(yīng),一如唐初的“杜氏”,普遍的不喜歡,也匆匆結(jié)束了在這一職位上的工作。
李商隱:卻羨卞和雙刖足,一生無復沒階趨
李商隱生于滎陽,死后葬在老家懷州河內(nèi)(今河南沁陽),他一生的仕途可算坎坷,839年(李商隱二十六七歲時)他曾任弘農(nóng)縣縣尉,而弘農(nóng)縣就是現(xiàn)在的河南靈寶市,他任職期間很不順利,他因替死囚減刑(“活獄”)而受上司陜虢觀察使孫簡的責難。孫簡以某種不留情面的態(tài)度對待李商隱,使他感到非常屈辱,難以忍受,最終以請長假的方式辭職,李商隱為此寫了首詩《任弘農(nóng)尉獻州刺史乞假歸京》。
黃昏封印點刑徒,愧負荊山入座隅。
卻羨卞和雙刖足,一生無復沒階趨。
——《任弘農(nóng)尉獻州刺史乞假歸京》(李商隱)
古人說,男兒膝下有黃金。而李商隱逢迎的卻是這樣的上司,難怪他甚至羨慕被砍去雙腳的卞和了。那么,他是否可以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呢?大概是不能的吧。因為典獄事務(wù)為縣尉的職掌,在他眼皮底下發(fā)生冤案,與他純粹的政治理想是格格不入的。
詩人們都有“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宏愿;可是,自己職責內(nèi)的事都辦不好,那豈不是光說不練,自相矛盾嗎?如此,倒不如掛冠而去。李商隱詩云:陶令棄官后,仰眠書屋中。誰將五斗米,擬換北窗風?詩人這一點骨氣還是有的。儒家主張“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既然不能“兼濟天下”,起碼應(yīng)該“獨善其身”吧。
可是湊巧的是,在此前后孫簡正好被調(diào)走,接任的姚合設(shè)法緩和了這種緊張的局面,相對于孫簡這種專職官員來說,姚合可以說是一個詩人官員,在當時詩名很盛,在姚合的勸慰下,李商隱勉強留了下來。但他此刻顯然已經(jīng)沒有心情繼續(xù)工作,不久(840年)就再次辭職并得到獲準。
李商隱和姚合,沒有看到更多的描述這兩位詩人交往的文字,也沒有看到他們之間的唱酬之作,姚合寫的送別詩和寄贈詩近二百首,沒有看到送別或寄贈李商隱的,當李商隱離開弘農(nóng)縣時,作為同行又身為其上司的姚合為何沒有詩作送行?是年齡差別太大嗎?當時李商隱27歲左右,姚合61歲左右了;是仕途差別嗎?李商隱積極入仕卻寥落下沉,姚合抱著半隱居的態(tài)度卻穩(wěn)步上升;還是詩歌觀念不一樣?
高適:拜迎長官心欲碎,鞭撻黎庶令人悲
另一位唐代詩人高適,他曾做過封丘(河南另一個縣,現(xiàn)在的封丘縣,黃河北邊,與開封隔河相望)縣尉。高適,唐朝渤??ぃń窈颖本翱h)人,他二十歲左右的時候游走長安求取功名,遭到了人生自尊心和理想的第一次打擊,之后客游梁宋,和一塊到來的詩人李白和杜甫詩酒唱和,后來他干脆就定居在宋城(今商丘),學習陶淵明,躬耕自取,直把河南當做自己的第二故鄉(xiāng)。
749年,高適近五十歲時,因宋州刺史張九皋的推薦,中“有道科”,中第后,得了個封丘縣尉的職位,雖然不滿意,他也走馬上任,剛到封丘,他就寫了《初至封丘作》:
可憐薄暮宦游子,獨臥虛齋思無已。
去家百里不得歸,到官數(shù)日秋風起。
——《初至封丘作》
但是在縣尉這個職位上,高適干得不順心,任職期內(nèi)還寫的《封丘作》一詩中間兩聯(lián)詩句為證:
只言小邑無所為,公門百事皆有期。
拜迎長官心欲碎,鞭撻黎庶令人悲。
——《封丘作》
高適所謂“拜迎長官”即杜詩中“凄涼為折腰”。東晉時陶潛不愿“為五斗米折腰向鄉(xiāng)里小兒”,辭去彭澤縣令。杜甫亦因此不愿擔任河西縣尉,高適也作了辭官歸隱舊山的打算,只是因為尚有公務(wù)未完而暫作流連。
高適任封丘縣尉時,曾送新兵至青夷軍,他所謂“君命”大約即指此。高適集中還有《送白少府送兵之隴右》,可知送新兵入伍至邊塞,乃縣尉之職責。杜甫說“趨走”,高適說“作吏風塵下”,都是說作縣尉有出差奔波之勞,送兵出塞顯然便是這類苦差事。高適干封丘尉大約也就兩年光景,便辭職而遠赴河西入哥舒翰之幕。
在古典世界里,對很多詩人來說,“詩人”這個身份是“隱在的”、“指向自我的”,在“學而優(yōu)則仕”的普遍認識下,他們也必定要追求一個社會性的身份。詩人的社會身份,在古典世界中,普遍地趨向一種政治化的訴求,一旦這個訴求受阻或失敗,詩人的寫作也會緊跟著出現(xiàn)一系列的變化和調(diào)整。
從另外的,古典世界的政治生態(tài)來看,詩人的入仕,來到具體的不同層級的衙門中任職,“詩人”這個背景,使得他們的為政之道和仕途之路與那些“職業(yè)的政治家”顯現(xiàn)出了迥異的面貌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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