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書畫部分的內容比較多，這里只能作一個簡括的介紹，談談個人的一點看法，研究方面的一點門徑，一點線索。
偉大的中華民族文化，我認為好比一朵花，花蒂、花蕊、花瓣等，都是它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個文化史講座的各個方面，好比是花的各個部分，金、石、書、畫也是其中的一個部分。
金、石、書、畫，本不是同一性質，同一用途，但在整個的中華民族文化中，這四項都成為中華民族藝術的特征，也可說是中華民族藝術所特有的。以下按次序作一些簡單的介紹。
金
金就是金屬，包括銅、鐵等。這里是指用銅、鐵等金屬所制的器皿、器物，特別是古代的銅器。它們不管是作為實用的或是祭把的，都是銅及其合金所制的器物。這些在商、周——人們往往說“三代”，就是夏、商、周。其實夏到現在還沒有十分弄清楚，一般認為夏文化是相當于龍山文化這一系，但夏的文化究竟是什么程度，還不甚清楚。
所以“三代”文化，有把握的只能指商、周。古代把商、周的銅器叫做“吉金”，就是好的金，吉祥的金。這種冶煉方法在當時已很發(fā)達，已能制造合金。制造出來的器皿，很多都有刻鑄的文字?，F在一般所說的“金”是指金文，又叫“鐘鼎文”。
商、周時代，諸侯貴族常常大批地制作銅器，上面刻鑄銘文，現在陸續(xù)出土的不少。有時一個人只能鑄一個器，有時又可一次鑄好幾個器。當時參與這種勞動的人民，大部分就是當時的奴隸。他們創(chuàng)作了千變萬化的器形、妝飾圖案，雕鑄了種種文字銘記(記載誰、在哪年、為什么事情而制作這器)。這些器物，從商周以后長期沉埋在地下。許慎有“郡國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的話，可見漢朝時已有出土的。
這種陸續(xù)的出土，到清朝末年，成為研究的大宗。拓本、實物，日呈紛壇，使人眼花繚亂，非常豐富多彩。到了現在，對于這方面的研究探討就更加繁榮，方法也更加科學。從前的收藏家，不是官僚就是有錢人，他們的收藏，往往秘不示人。偶然有拓本流傳出來，也不是人人可得而見之的?，F在印刷術方便了，從器形到文字，大家都能看到，具有研究的條件，所以研究日見深入。發(fā)掘的方式，也愈有經驗，愈加科學。從前出土的器物，輾轉于古董商人與收藏家之間。它是哪里出土的?不知道。甚至一個器的蓋子在一個人手里，而器本身則到另一個人手里。這種情況很多。一批出土有多少鋼器?也不知道，都零零星星地散出去了。這在研究上是很費事的，因為缺乏許多輔助證據。許多奸商為了貪圖得利，多賣錢，還賣到外國去。我們現在從發(fā)掘到整理、考定、印刷、編輯，都是有系統(tǒng)的，對于研究者有莫大的方便?？梢匀「鱾€角度：器形、花紋、文字，以至它的歷史背景、制作的人物、各諸侯封國的地理等等，或者是有人想學寫古篆字，也可以用來作范本。例如從制作來說，往往一個人所制的不止一件，我們只要看到各器上都有同一個人的名字，便可知道它們是屬于同一個人制作的一套器物，這樣，我們對于古代歷史、古代人的各方面(包括生活習慣)，就能有更清楚、更詳細、更豁亮的了解。近年來在陜西發(fā)掘了許多成套成批的窖藏青銅器，大多是同一人或同一家族的，這樣研究起來就很方便了。
從宋代到清代，大都把這類器物叫做“古董”，也叫“古玩”，是文人鑒賞的玩物。即或考證點文字，也是瞎猜。我們當然不能否認他們的考證功勞，但那是極其有限，遠遠不夠的，還有許多錯誤，稍進一步的，把它們當作藝術品。西洋人、日本人買去中國的古銅器，研究它們的花紋。中國人也有研究花紋的。這種情形，始于六十多年前，這仍是停留在局部的研究，偶然有幾個器皿作點比較。談到全面地著手研究，我們不能不佩服近代的容庚容希白先生，他對于銅器研究的功勞是很大的。他著有《商周彝器通考》，連器形、花紋帶銘文都加以研究；還著有《金文編》，把青銅器上的字按類按《說文》字序編排，例如不同器皿上的“天”字，都放在一塊。這是近代真正下大氣力全面地介紹和研究青銅器及金文的。此外，羅振玉的《三代吉金文存》，也是很重要的資料?，F在已有人著手重新把至今出土的商周銅器銘文加以統(tǒng)編，這就更加全面了，只是現在還沒有出版。
對于文字的考釋，能令人心服口服的，首推不久前故去的于思泊(省吾)先生。他的考釋最為扎實，決不穿鑿附會。他還用古文字考證古書，成就比清末孫治讓等人大得多了。到今天為止，容、于兩先生的著作以及羅的《三代吉金文存》等，仍是我們研究銅器和金文的重要參考材料。隨著條件的改善，今后在這方面的研究一定會愈來愈完備，愈來愈深人。
甲骨文也被附在金文之后，講金石的書往往連帶講甲骨，不是附在前頭就是附在后頭。其實甲骨應和銅器同樣看待，甲骨文是金文的前身。商代刻在甲骨和銅器上的文字，往往有很大的相似，所以甲骨也應放在我們現在談“金”的范圍。現在出版了《甲骨文合集》，非常完備，研究起來不愁沒有材料，不會被人壟斷了。但甲骨文我不懂，不能隨便說，只能談到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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