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勰《文心雕龍·物色》篇有“江山之助”云云，引發(fā)后人對于文學與自然環(huán)境關系問題的思考，中國地大物博，各個時期不同地域的文學呈現(xiàn)出鮮明的差異性，研究形成此種差異性的深層次肌理，無疑可以深化對文學的理解。然而“江山之助”的本義究竟何所指，讀者歷來有望文生義之嫌。筆者閱讀《文心雕龍》，深感劉勰運用典故十分尊重其初始意，甚至十分尊重典故的初始語境，從其這種審慎的寫作風格出發(fā)，再來理解“江山之助”，就發(fā)現(xiàn)后人存在著誤讀。現(xiàn)擬分析劉勰關于人文與自然之間關系的看法，為何謂“江山之助”做“正本清源”的工作。
一、晉宋詩人在處理山水與抒情關系上的失誤
人文風貌與地域特點的關系，中國先秦時代就有比較深刻的闡發(fā)?！豆茏印に亍菲性疲骸肮试唬核吆我玻咳f物之本原也，諸生之宗室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產也。何以知其然也？夫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越之水濁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最而稽，淤滯而襍，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齊晉之水枯旱而運，淤滯而襍，故其民諂諛葆詐，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滯而襍，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殘；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簡易而好正?！贝酥塾谑ト私袒煜拢J為各地人民在性格性情上都有偏頗，離達到理想化的“民心”尚有不足，而治理的重心在于水，這倒是典型的地域環(huán)境決定論。然而它將各地因環(huán)境物質影響所導致的人的差異性，視作教化的障礙，力圖借助“水清”以齊一天下人心，使天下人心整齊劃一，體現(xiàn)出其法家的愿望。雖然它只看到各地人人性中偏于陰暗和缺陷的一面，與戰(zhàn)國晚期《荀子》大講“性惡”卻并不完全相同，《荀子·性惡》篇是從社會物質資源有限，而人的貪欲卻無限，兩者勢必形成矛盾沖突，據(jù)此來判斷人性必然是惡的?！豆茏印俘R法家比較重視天、人關系，水也是屬于“天”一端的重要元素，它對于水浸潤下形成的人性也不樂觀，這點與《荀子》看法比較近似；而其治理的切入點，卻比較側重于“天”的一邊，認為治人必先治水?！盾髯印穭t強調“化性起偽”，只重視“人”的一邊，此與齊學集大成的《管子》有別，也反映出三晉與齊思想家在天人關系上存在著不同的思考方法。然而《管子》畢竟較早論述到地域物產對于此環(huán)境中人的制約作用，對后世分析文學風貌的形成，頗有啟發(fā)意義。
《漢書·地理志》可以看作是對此兩者的折中，班固定義“風俗”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系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鼻罢摺帮L”屬于自然環(huán)境決定論，而后者“俗”卻偏于社會政治主導說。
晉宋以下，作為中國文化史上的巨人，齊末劉勰結撰《文心雕龍》，汲取了其以前一切思想家的精華，他具有濃重的儒家色彩，崇尚文章宗經。晉宋之間諸如《世說新語》中支、許、孫、郭等玄言山水詩人“玄風盛扇”，在自然與人文關系上，其所表現(xiàn)出來的見解是新的現(xiàn)象，劉勰對此并無好感，據(jù)此可以深入體察劉勰的文學情景觀。
魏晉士人“越名教以任自然”，以山水景物為描寫對象的作品，晉宋之時，此風盛熾，山水詩興起1，“山水”便成為一個獨立自足的審美對象，士人將情感投注于山水之間，山水的審美特性引發(fā)士人的玩味，此種耽溺山水的程度往往與士人在現(xiàn)實世界所受壓力成正比，突現(xiàn)出一種隱逸的趣味，剡下等名勝，是眾多談玄者雅聚之地?！妒勒f新語·品藻》第54條說：“支道林問孫興公：‘君何如許掾？’孫曰：‘高情遠致，弟子蚤已服膺；一吟一詠，許將北面?！薄妒勒f新語·棲逸》第16條記述：“許掾好游山水，而體便登陟?！?士人深刻認識到山水的審美價值，山水是一個可以安頓身心并逃避現(xiàn)實紛擾的所在，謝安、王羲之、簡文帝、許詢、孫綽與支遁等名士的交往，體現(xiàn)出優(yōu)游山水的情趣，而像嵇康那樣借助自然以對抗名教的情緒也蕩然無存，此輩正是玄言詩向山水詩轉變的關鍵人物。名士多以“止足”相標榜，如《世說新語·言語》第84條云：“孫綽賦《遂初》，筑室畎川，自言見止足之分?！眱?yōu)游山水大抵是為求自保，所缺乏的是高遠的人生境界，并且西晉以來還助長了虛假的作風，干寶《晉紀總論》說：“由是毀譽亂于善惡之實，情慝奔于貨欲之途?！鄙剿娧谏w了作者并未消歇的奔競之心，顯得心口不一，這都是山水詩美學價值局限性之所在，也是孫、許輩山水詩大多不能流傳的原因之所在。
《世說新語·容止》第24條劉孝標注曰：“孫綽《庾亮碑文》曰：‘公雅好所托，常在塵垢之外，雖柔心應世，蠖屈其跡，而方寸湛然，固以玄對山水?！闭J為庾亮之可人，倒并不在其政治作為，而是其至老不失游心塵垢之外的山水之情，丘壑之氣比其政治人格更值得稱道，如《世說新語·品藻》第17條謝鯤與庾亮相比，自認為“一丘一壑，自謂過之”，以玄學自居，必然會以丘壑高于廟堂，而所謂“玄對山水”，是指山水引發(fā)玄思，玄思又提升士人對于山水感悟的境界，這是一種雙向交流的關系，起初是饾饤玄言，之后才是以山水寄托玄思?！妒勒f新語·賞譽》第107條中孫綽甚至有“此子神情都不關山水，而能作文”的詰問，將作文與山水的關系絕對化。《世說新語·巧藝》第12條說：“顧長康畫謝幼輿在巖石里。人問其所以，顧曰：‘謝云：“一丘一壑，自謂過之?！贝俗右酥们疔种??！鳖櫴袭嬛袑⒅x鯤作這樣的處理，不排除隱含調侃譏諷的意思；同書同篇卷第8條記載：“戴安道中年畫行像甚精妙。庾道季看之，語戴云：‘神明太俗，由卿世情未盡?！髟疲骸▌展猱斆馇浯苏Z耳?！弊非髲氐壮挥诂F(xiàn)實世界，庾氏所言實際上是一種酷評，所以才激起戴氏如許反唇相譏。就山水人格化表現(xiàn)于詩歌，其不足在于創(chuàng)作主體竭力將自己融化于山水，排除情感的所謂“俗氣”，就消減了主體激蕩于政治的社會意識。
山水詩自晉宋發(fā)達之后，很快就受到批評。此恐怕與中國詩歌重“比興”的特點有關，鍾嶸《詩品》對于五言詩與社會生活的緊密關系作了精辟的闡述，劉勰談創(chuàng)作也特列《比興》一篇，因為詩歌的興會總是寄寓著作者深沉飽滿的感情，而真摯的感情大多有關乎身世與社會的感慨，假如故意消解排斥這種感情，詩歌就會興味頓減，而僅用“賦”的手法來描摹山水景物，總難以激起讀者的感動。從根子上講，山水人格反映于詩歌，基本接近于《管子·水地》篇式的由自然主導人性，也不外乎莊老式的因循自然，都有“以天滅人”的缺陷，此輩故意擺出不嬰世務的姿態(tài)，要遠離現(xiàn)實，脫離社會責任感，在儒家立場看來，其模山擬水是沒有意義的。
二、“江山之助”所寄寓的劉勰“撥亂反正”的深意
劉勰崇尚儒家的人文傳統(tǒng)，但是其“折中”思維，在儒、道之間，在人文與自然之間，換言之，在上述《管》、《荀》判斷人文面貌的視角之間，劉勰持論不偏不頗，使他對于作家作品的地域性特征不能視而不見。梁鍾嶸《詩品序》談及“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但顯然他對于詩歌的自然感應并不重視，醉心于“至于楚臣去境，漢妾辭宮”云云等社會生活矛盾，認為這才是作詩的好材料，他對于詩歌風貌的理解，假使推流溯源的話，顯然更接近《荀子》一系；而劉勰則與之略有不同，他對于文章寫作主體之外的自然客體各種因素都能兼顧。這主要體現(xiàn)在其《辨騷》與《物色》兩篇之中?！段男牡颀垺け骝}》篇講到屈《騷》的誕生，是“楚人之多才乎”，“雖取熔經意，亦自鑄偉辭”，《楚辭》達到一個“驚采絕艷，難與并能”的境地，而尤其他提到“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jié)候，則披文而見時”，山水、節(jié)候，洋溢著楚地的情調特色。東漢王逸《楚辭章句》之《天問》篇序說：“《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彷徨山澤，經歷陵陸，嗟號昊旻，仰天嘆息。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奇?zhèn)プH詭，及古圣賢怪物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渫其憤懣，舒瀉愁思。”這十分具體地敘述了屈原的寫作環(huán)境，除了楚國的人文傳統(tǒng)與中原有別之外（人文傳統(tǒng)其實已經融會了地域性質素），屈原作品是和其楚國地域風物密不可分的。劉勰雖然指出了屈《騷》“異乎經典者也”，但他基本上還是能夠包容屈《騷》所展示的楚文化特點，而《物色》篇則更集中地表達了他對自然環(huán)境與文學關系的看法。
晉宋作家的山水意識必然對劉勰有所觸動，其優(yōu)劣長短一并引發(fā)劉勰的思考。《物色》篇說：“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薄肚f子·在宥》篇等均主張“無搖女精”，然而文學創(chuàng)作主體的抒情必須心潮起伏。自然界一切的生靈均受節(jié)氣變化而感動，作為萬物靈長的人豈能例外呢？劉勰揭示了人所具有的自然屬性，人也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自然，是自然之子，而并非全然是自然的主宰。所以他斷然肯定“物色相召，人誰獲安”？但人又畢竟不是動物，在天與人之間，劉勰也采取“折中”的觀點，《荀子·解蔽》篇斥責“莊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而《荀子》作為《莊子》的對立面，某種程度上它也蹈“蔽于人而不知天”的陷阱，劉勰尊重作家的主體性，又遵循自然法則，其折中的平衡點，從根本上講，便是在《莊》、《荀》之間道乎中庸，達到天人合一。《物色》篇總結了“自近代以來”的文學實績，《明詩》、《時序》與《才略》等篇也具體評述了這一時期的文學得失，從總體上看，劉勰對此是深懷腹誹的，只是礙于當代，不能直言罷了。
而關于這一節(jié)文字，歷來在理解上不夠精確，關鍵在于不能徹底地把握劉勰“唯務折中”以切入問題的思維模式，《物色》篇說：“自近代以來，文貴形似，窺情風景之上，鉆貌草木之中。吟詠所發(fā)，志惟深遠，體物為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狀，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寫毫芥。故能瞻言而見貌，即字而知時也?！毙栽姲l(fā)展到山水詩，作家止于形似的體物，其失誤在于主體性的削弱，而主體性的弱化又與晉宋莊老玄學的基本品格有關。對照上述《辨騷》篇“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jié)候，則披文而見時”，與此“瞻言而見貌，即字而知時”似乎并無二致，之所以存在著根本的不同，是因為自近代以來，作家唯以形似密附為能事，而且止于印泥式的體物，而文學停留于“形似”層次，實質上與最注重“神”或“精神”的《莊》旨也存在著距離。然而屈《騷》則超邁乎此等境地，就如上引王逸《楚辭章句》之《天問》篇序所描述的，在山澤之間，屈子憤激，如江河澎湃，他可以揮斥萬有，以至敢于質問蒼天以及圣賢成說。《物色》篇篇末部分援引屈《騷》為例證，劉勰正要說明面對自然景物，作家如何處理主客關系，屈原堪稱千古典范。
《物色》篇曰：“是以四序紛回，而入興貴閑；物色雖繁，而析辭尚簡；使味飄飄而輕舉，情曄曄而更新。古來辭人，異代接武，莫不參伍以相變，因革以為功，物色盡而情有馀者，曉會通也?！弊骷乙诮衽c古、情與景等矛盾對立之中取得折中，“入興貴閑”是講創(chuàng)作興會問題，所謂“窺情”與“鉆貌”隱含貶義，其失在于機械地“曲寫毫芥”，便會“為文而造情”，則削弱了藝術創(chuàng)造充沛的精神狀態(tài)；物色繁復，就存在一個取舍在我，以少總多的問題，然而寫作必須以言辭表達，遣辭則不可回避學習經典的原則。如此“參伍”、“因革”，在經典的渾厚中不失去今人的聲音，在景物的寫照中更不致淹沒作家的性情，一言以蔽之，“物色盡而情有馀者，曉會通也”，劉勰主張抒情要依托于物色刻畫，但是情感與物色的關系，情感應居于主導地位，有限的物色應傳遞無窮的情感，劉勰已涉及文學的意境理論?！叭裟松搅指奕溃瑢嵨乃贾畩W府，略語則闕，詳說則繁。然則屈平所以能洞監(jiān)《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劉勰借鑒了自《詩經》以至近代文學的創(chuàng)作經驗教訓，肯定文學理應情景交融，山林皋壤，是激發(fā)文學靈感的寶庫，但是“略語”與“詳說”，其把握分寸的標準，應該服從抒情的需要，抒情是第一位的。缺乏景物描寫的作品，難臻圓融的意境，必定是有欠缺的；而堆砌寫景的作品則顯得繁冗，導致情感稀薄，同樣也是敗筆。無怪乎梁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對于謝靈運一系的詩歌，從其新變派的角度，給予“酷不入情”的批評。劉勰《時序》篇說：“自宋武愛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采云構。自明帝以下，文理替矣。爾其縉紳之林，霞蔚而飆起：王、袁聯(lián)宗以龍章，顏、謝重葉以鳳采……蓋聞之于世，故略舉大較。”劉勰對于謝靈運的評價也不會很高。如何矯正在創(chuàng)作中出現(xiàn)的這兩種弊端，劉勰與新變派不同，他還是崇尚雅正和高尚的情操，認為屈原可資參照，而屈原之所以能夠深諳《風》《騷》精髓，是因為得到“江山之助”。
何謂“江山之助”？歷來未曾得到深究。《莊子·山木》篇云：“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此可能就是劉勰“江山”一詞的出處，正隱含著“道遠而險”的意思。蔡邕《巴郡太守謝版》云：“巴土長遠，江山修隔。”也是因為巴郡遠離王化，故深感恐懼；僧肇《答劉遺民書》曰：“古人不以形疏致淡，悟涉則親，是以雖復江山悠邈，不面當年，至于企懷風味，鏡心象跡，佇悅之勤，良以深矣?！碧拼屧怠墩卣撌琛肪矶f：“江山雖緬，理契則鄰者，一南一北，故云江山緬，緬，遠也；處雖緬遠，契理相近也。”《世說新語·言語》第83條記載：“袁彥伯為謝安南司馬，都下諸人送至瀨鄉(xiāng)。將別，既自凄惘，嘆曰：‘江山遼落，居然有萬里之勢！’”陶淵明《答龐參軍》一首（并《序》）曰：“情通萬里外，行跡滯江山?！碧諟Y明《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于規(guī)林》二首之一云：“江山豈不險，歸子念前途”齊蕭子良《與南郡太守劉景蕤書》曰：“仆棲尚既同，情契彌至，而悠悠京苑間以江山，假復神通遠邇，冥交曉曙，疇得寫析深襟，辨明幽旨，跡生滅之中談，究真俗之諦義……”梁王筠《與東陽盛法師書》云：“弟子限此樊籠，迫此纓鏁，無由問道，撫躬如失，庶心期冥會，咫尺江山。道術相忘，棄置形跡?！痹瑥┎鲃e諸人所謂“江山遼落”云云，按諸史實，他將要事奉的上司是謝安南，即謝奉，《世說新語·雅量》第33條說：“謝安南免吏部尚書，還東?！碧抵x安很想表示安慰。可見謝奉的處境本來就不妙，袁宏是為前途茫茫而感到迷惘，遠行不是他自己意愿中的事情，是因為其“性直亮”，被迫出為謝安南司馬就帶有受懲戒的意思，這樣理解才可與“既自凄惘”相吻合?！敖健辈⒎侵敢话愕淖匀痪拔?，上述語境中“江山”一詞的使用，都有遙遠和阻隔之意，而“京苑間以江山”，“江山”尚有和“京苑”相對的意味，指荒涼少人煙之處，劉勰也算與佛門深結因緣的人，《物色》篇中選擇“江山”一詞，顯然與上述僧肇等人“江山”的意思是十分相近的，而用于屈原身上，按《史記·太史公自序》曰：“屈原放逐，著《離騷》。”也突出放逐對于《離騷》寫作緣起的重要意義。所以對照《史記·屈原列傳》，屈原是被阻隔于朝廷之外，“江山”即被放逐之意也。根據(jù)《史記·淮南王傳》記載武帝曾“使為《離騷傳》”，淮南王領地在故楚國，按照東漢班固《離騷序》的記述，《史記·屈原列傳》自“《國風》好色而不淫”以至“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此節(jié)文字本出自劉安的《離騷傳》，寄寓著劉安深深的感慨，他十分準確地揭示出屈原的創(chuàng)作心態(tài)，屈原《離騷》之爭光乎日月，是由于屈原在現(xiàn)實政治中深受壓抑，因此精神得以升華，《離騷》正是一篇表達政治哲學體現(xiàn)高尚人格的作品。司馬遷概括曰“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都結合自己身世體會到屈原遭排斥（也即“江山之助”）在其生命中最重大的意義，可見屈原悲憤和不幸的政治命運，在劉安和司馬遷看來，恰恰玉成了《離騷》的不朽。
屈原是具有強烈抒情性和鮮明政治立場的偉大詩人，按郭店楚簡《性自命出》篇甚至說：“凡人偽為可惡也。偽斯吝矣，吝斯慮矣，慮斯莫與之結矣……凡人情為可悅也。茍以其情，雖過不惡。不以其情，雖難不貴。茍有其情，雖未之為，斯人信之矣。未言而信，有美情者也?！逼渲小捌堃云淝椋m過不惡”和“未言而信，有美情者也”，認為只要出自真情，即使過甚也并無道德上的瑕疵，而情之美，又惟在一“信”字，此幾乎純然是一種“主情”的文學觀了。此墓葬時間據(jù)稱是戰(zhàn)國中期偏晚，在時間和地域兩方面都可與屈原作品相印證。屈原《楚辭·九章·惜誦》說：“惜誦以致愍兮，發(fā)憤以杼情?！贝恕鞍l(fā)憤抒情”即“茍以其情，雖過不惡”之謂也，此種情性論也貫穿于屈原所有創(chuàng)作之中，司馬遷受其感染，提出“發(fā)憤著書”說，因此“發(fā)憤抒情”正可構成屈《騷》作為“文章之祖”的本質性特點。對此劉勰是深有會心的，他痛感在屈原這種凜然的文學風貌面前，不正反襯出晉宋詩人的缺陋淺薄嗎！“江山之助”顯然就具有抗爭不幸命運以強烈抒情的意味了?！段锷菲澰凰^：“山沓水匝，樹雜云合。目既往還，心亦吐納。春日遲遲，秋風颯颯。情往似贈，興來如答?！逼渲型怀隽藢懽髡叩闹黧w性與情感深度，此正與“江山之助”的本意相吻合。
三、關于后世對劉勰“江山之助”的接受
唐初駱賓王《初秋登王司馬樓宴賦得同字》有云：“物色相召，江山助人。請振翰林，用濡筆海云爾。”對此，清陳熙晉《駱臨海集箋注》就引用了《文心雕龍·物色》篇的相關語句，而駱賓王一生坎坷，他理解“江山助人”，可能也借屈原不遇以自況；唐初王勃《越州秋日宴山亭序》曰：“是以東山可望，林泉生謝公之文；南國多才，江山助屈平之氣?！笔Y清翊注也指出其出典是《文心雕龍·物色》篇，王勃一生仕途遭遇兩次險情，此作可能是他南行時途中所撰，飽嘗了人生的艱險，其所謂“江山助屈平之氣”，也是對屈原的不幸感同身受，而且“屈平之氣”，一個“氣”字就把屈原的耿耿不平表露無遺。王勃《為人與蜀城父老書》云：“誠下官所以仰天漢而郁拂，臨江山而慷慨者也?！逼洹洞喝諏O學士宅宴序》又曰：“若夫懷放曠寥廓之心，非江山不能宣其氣?！逼洹洞核假x》云：“況風景兮同序，復江山之異國?！蓖醪容^密集地使用“江山”一詞，尤其他視江山有助于抒發(fā)郁拂寥廓之氣，堪稱深得劉勰的本意。同樣是唐初的張說，《新唐書·張說傳》記載：“既謫岳州，而詩益悽惋，人謂得江山之助云?！薄斗鹱鏆v代通載》卷十三也有相同的記載。此處就把“江山”直接詮釋為“貶謫”，深得劉勰的本意。中唐劉長卿《過賈誼宅》說：“三年謫宦此棲遲，萬古惟留楚客悲。秋草獨尋人去后，寒林空見日斜時。漢文有道恩猶薄，湘水無情吊豈知？寂寂江山搖落處，憐君何事到天涯！”在《史記》中賈誼與屈原同傳，劉長卿此詩中引用“江山”一詞，完全切合屈、賈的抒情語境，也是對于劉勰“江山之助”準確的注解。
《物色》篇上述文句意旨因此而更加清晰，“山林皋壤”是滋養(yǎng)文學生長的沃土，《莊子·知北游》篇云：“山林與！皋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币庵笜?、哀相繼是淺層次的心理活動，郭象注說：“山林皋壤，未善于我，而我便樂之，此為無故而樂也。”劉勰明確意識到自然環(huán)境與文學生長存在著內在的關系，認為“山林皋壤”并非與人無關，不完全認同郭象所謂受其感發(fā)為“無故而樂”，此自不待言；然而，《莊子》此篇所營造的語境仍然是對低層次心理現(xiàn)象的敘述，劉勰加以引用，無非是要作指出向上一路的提升，認為僅僅沉醉于丘壑林泉之間，則不能產生偉大的文學，以晉宋玄言、山水詩人為例，就可證明這一點?！段男牡颀垺で椴伞菲f：“故有志深軒冕，而泛詠皋壤。”劉勰使用“皋壤”意象總是含有幾分保留的意見。屈原行吟澤畔，寫成《離騷》，是因為得到“江山之助”，其內心有深沉的痛苦和悲哀還有遠大的抱負，再與楚國山水景物結合在一起，所達到的《風》《騷》情感深度就難以為人所企及，尤其屈原眷戀祖國、熱愛人民，而晉宋詩人大多自私自利、虛偽冷酷，對于國家民族麻木不仁，兩者是絕不可同日而語的，仁者情懷與政治家膽識也正是屈原高出玄言和山水詩人的地方。據(jù)此，后人方可悟到劉勰的折中思維是何其高妙，從根本上看，《物色》的問題也是要在天、人之際達到平衡，而只有自然景物的陶冶，卻缺乏現(xiàn)實生活的感發(fā)，像屈《騷》一類的不朽之作是不會產生的。因此“江山之助”恰恰不是指自然景物的助益，“江山”不等同于“山林皋壤”，而是指緣于朝廷斗爭所造成的屈原的不幸的命運，是指社會政治因素，這才是成就屈《騷》的更重要的內因。劉勰在《物色》篇里，以屈原為例證，正是借此來批評近代文學的失誤，并且引導文學轉入正確的方向，其見解確實擊中肯綮。
然而“江山之助”的被接受，往往被其表面意所迷惑，在后代往往有誤讀的現(xiàn)象出現(xiàn)。宋周必大《廬陵周益國文忠公全集》卷四《池陽四詠》之二說：“天遣江山助牧之，詩材猶及杜筠兒?！蓖暇戆恕督B興三年十月丙辰，長沙郡貢士三十人于公堂，太守周某賦詩一篇，代鹿鳴之歌》說：“風雅因遺楚，《離騷》遂變湘，江山清得助，日月爛爭光。”明初宋濂《劉兵部詩集序》談到詩歌依賴“江山之助”，清錢謙益《唐詩英華序》說：“……燕公自岳州以后，詩章凄惋，似得江山之助，則燕公亦初亦盛?！贝艘粍t說明劉勰的“江山之助”因張說而更加膾炙人口，另則張說的“江山之助”也逐漸脫離了《文心雕龍》，幾乎成為一個獨立的典故，常常為人所樂于引用。然而，宋代以下，引述者是否深悉劉勰的本意似乎就難以評說了。
清初王士禎《帶經堂詩話》卷五《總集門》二《序論類》引《蠶尾續(xù)文》稱贊汪安公詩“天機清妙，醖藉高華，此集尤得江山之助，當與石湖粵蜀之詩抗行?！鼻宕娙耸╅c章講論詩歌，對劉勰“江山之助”特有會心，其《閔子游草序》說：“夫既才且勤，其詩若云蒸而泉涌。彥和論文以‘隱秀’，士衡歸詩于麗則，殆兼有之，非得江山之助云爾哉？”其《李朗仙江淮草序》說：“夫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諸人皆生于蜀者也，杜甫詩最夔州以后，蓋久客于蜀者也，說者皆謂得江山之助?！鄙虻聺摗锻焓⑶鄭狻氛f“往年客巴蜀，詩得江山助”，文思之間似乎都聯(lián)想到張說，所謂“江山之助”融會了劉勰和張說雙層典故。唐孫華序查慎行詩說：“昔人論文，謂必得江山之助，以先生之才之學，而天又故遲其遇，俾其馳驅游覽，以盡吐其胸中之奇?！眳球q輯《拜經樓詩話》卷四第17條引述《文心雕龍·聲律》篇句，同上第34條引汪韓門跋《樊榭集》云：“先生之詩……一邱一壑之勝，登臨少助于江山?！?/span>
然而似乎這些文論家大多將“江山之助”理解為自然景物的啟迪，認為詩人采擷自然的饋贈，大有助于滋潤詩人的情懷，考慮到詩歌所受自然環(huán)境的影響，雖不免郢書燕說，卻也豐富了中國古代文論關于文學風貌成因的研究。
（本文原載《文學評論》2003年第3期，注釋已刪去）
